国家濒科委常务副主任魏辅文院士团队联合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贵州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英国卡迪夫大学、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共同探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成就、挑战和展望。

　　自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保护野生动物，包括：颁布和修订法律法规；根据物种的濒危程度或生态、科学或社会价值而建立的一套法律框架；签署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以及执行国家禁令、项目和调查等。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相关重大事件发展历（图源：Huang et al.,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wab042）

　　许多物种的种群数量得以增加，栖息地得以扩大，100多种兽类的受威胁状况得到了改善。一些旗舰物种如大熊猫、雪豹、藏羚和朱鹮从灭绝的边缘恢复过来，其IUCN红色名录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或从“极度濒危”降为“濒危”。在2021年2月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保护名录》）中，列入《保护名录》的物种数量从约500种增加到约1500种，其中受威胁物种列入《保护名录》的数量增加了20％以上。

　　在实施这些保护措施的同时，我国还在保护地建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尽管我国保护地建设起步较晚，但已提前完成了爱知目标11所要求的，保护18％的陆地和内陆水域的目标。此外，我国在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企业社会责任与保护实践、公众参与和传统知识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1.18万处，包括自然保护区和其他类型的保护地，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18%（图源：Huang et al.,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wab042）

　　但中国早期的物种保护和保护地建设，以抢救性保护为主，缺乏顶层设计。出现了保护地设置不够合理、不同类型保护地的空间重叠、保护地片段化和相互隔离，以及管理不力等诸多问题。此外，许多濒危物种的种群历史、遗传多样性和适应策略等信息的缺失，也限制了保护方案的制订和恢复行动的实施。再者，虽然中国已有多个物种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实践中仍存在监测空缺和重叠，监测信息不能被充分地共享、集成和分析，以指导管理决策。

　　未来，中国应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顶层设计，成立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以科学信息为基础，整合优化现有保护地，加强海洋和跨境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大对种群数量超过环境承载力的物种的科学管理与干预。应优化整合野生动物监测网络，加强遗传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遗传资源库。应拓宽渠道，增强公众和企业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热情，推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绿色发展。最终为地球生命共同体创造美好的未来。

　　该项工作以“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为题，在线发表在National Science Review上，黄广平博士和平晓鸽博士为共同第一作者，国家濒科委常务副主任魏辅文院士为论文通讯作者。

　　原文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nsr/advance-article/doi/10.1093/nsr/nwab042/6169734?login=true